9岁女童被3000亿身价董事长性侵！拿什么保护我们的孩子？
恶魔再度降临，人性的黑暗，孩子们的安全守护，该从哪里入手？
文 | Alvin
编 | Vera
昨天傍晚，在上海这座“文明”之城，竟然爆出9岁女童被3000亿身价上市公司董事长性侵事件。震惊、气愤、痛心，相信所有人，看了新闻心情都会久久无法平复。
这起事件被曝，是因为受害女童打电话向母亲哭诉，母亲报警才得以曝光。然而，有多少人，会因为落后保守的文化思维，自以为是在保护孩子，选择了沉默。亦或者，受害儿童本身，因为受惊害怕等各种原因选择忍受。
“新华视点”新浪微博截图
我们在“央视新闻”搜到这么一组数据：
“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2013—2016年的4年间，光全国法院审结的性侵儿童案件量就达到10782起。换算下来，平均每天审理结的案件超过7件；也就是说，至少每天有超过7名儿童被性伤害。
这只是进入司法系统审理的案件量，没有进入司法程序的性侵儿童案件大量存在，因受害人没有报案而隐蔽着。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估算，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其“隐案比例”在1:7——有7起案件，才有1起进入司法。”
所以，被媒体曝光的儿童性侵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性侵带给儿童的伤害不可言喻，我们该怎么保护我们的孩子？作为教育者，必须要做点什么，我们认为，性教育是其中一个路径。
图片源自搜狐网
身为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的负责人，刘文利教授从事儿童性与健康教育研究工作已有三十多年，被称为“中国性教育的破冰者”。
作为一土学校和北京四中国际部等国际学校性教育讲座的常客，刘文利教授始终相信中国性教育不应只局限于讲座，而要致力于性教育课程的建设、教材的研发和性教育师资人才的培养，目前由其课题组出版的学前与小学性教育教材出版，获得了广泛好评。近年来刘文利带领课题组成员更是扎根多所实验学校，为学校培养了一批性教育老师。
针对此事件，刘文利教授提到，儿童性侵害的发生与儿童性教育在家庭和学校的整体缺失有关，很多儿童缺乏性知识和权利意识。
儿童性教育注重教授儿童性知识，训练相关技能，还培养儿童对性的态度和价值观。这些都为儿童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做出负责任的性决策，应对可能的侵害行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应对儿童性侵害，性教育会起到重要作用。
性教育本身早就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了。与国内的缓慢进程和阻力相比，6月26日，英国教育部正式宣布于明年起将会把同性恋相关议题纳入性教育课程中，成为必修课，而国人似乎更愿意将此视作对“腐国”调侃的又一个谈资。
今天，我们借此事件，请刘教授梳理中国性教育情况，以及性教育课程体系，是希望所有教育者，无论你身处什么职位，都能够得到启示，参与到推广性教育中来。
图片源自微博
学校性教育面临三个主要障碍
01
没有权威监测数据和官方指导文件
学校对性教育的重视和理解不足很大程度来自于权威文件和数据支持的缺失。“如果有红头文件，我们就开课。”这是刘文利教授在试图说服学校开设性教育课时，最常听到的拒绝理由。
而没有国家级监测数据的支持，性教育的成效和重要性就始终难以被直观地量化，因为没有开展性教育的有力证据。芬兰、荷兰、德国等西方国家在宏观层面支持性教育上就走在世界前列，政府有专项资金和研究为学校提供可靠权威的监测数据以论证开展性教育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刘文利教授参加国际性教育学术会议|图片源自搜狐网
02
低龄阶段缺位，中学阶段补课
“青春期教育”是许多中国老师尤其是班主任密切关注的事情，青春期“早恋”，叛逆期学生和家长的严重冲突，甚至“为了争夺一个女生，两个男生大打出手”等等，这些现象让老师头疼，进而介入其中进行引导，做大量的工作。但其实，如果在青春期之前，就把所有的这些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当遇到青春期的这些问题时，他们就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去处理，根本不用这么费劲。
由于性教育在低龄阶段的缺失，“一些对性的污名和偏见在初中时期已经形成，要想通过教育去除已经形成的性污名和偏见，就变得越加困难。”
“很少有学校会在学前和小学阶段找我们开性教育课，但一到初中就有很多学校邀请我们去为学生开性教育讲座。”在刘文利教授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以问题为导向”的解决方法。
刘文利教授于北京某小学的讲座|图片源自搜狐网
03
课程分布零散 专业师资匮乏
刘文利教授告诉我们，目前世界的性教育课主要有三种形式：其一，具备独立课时的必修课程（如英国的性与关系教育课（RSE））；其二，被整合成为健康教育课程中的内容（如芬兰、新西兰）；其三，融合课程，即性教育内容被分散于多门科目中。
在中国，学校性教育没有被普及，很少有学校开展性教育。有不少人认为，性教育的内容已经分散在不同学科里，就不需要开设性教育课了。比如，关于生殖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生物课里有，关于人际关系的内容思想品德（现在叫道德与法治）课里有。
“不同的科目本身有独立的体系和逻辑，性教育的教学目标无法体现在这些科目中，这就导致性教育的重要性和有效性被进一步淡化。”而性教育标准或指南的缺乏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无法培养出专业的性教育教学人才来服务学生。“国际已有研究表明，在学校独立开设性教育课程的效果是最好的”。
此外，开展校园性教育还存在其他障碍，比如整个社会对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接纳程度还不够高，有一部分反对学校性教育的力量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教育者对性教育的内容理解比较片面等等。
基于课程的丰富的性教育内容
刘文利教授从2007年开始组织研发编写小学性教育读本，自201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到2017年全部出版完成，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共12册。
在小学阶段，全面性教育有六大核心概念，包括家庭与朋友、生活与技能、性别与权利、身体发育、性与健康行为以及性与生殖健康。
刘文利教授的性教育课程框架
我们能够看出，这六大核心概念的相关知识点分布在一至六年级的性教育课程之中，而且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对来自同一核心概念的知识点，教学的内容也在不断深化。
实际上，这种全面性教育带来的积极影响不只是健康的性行为，儿童性侵害、校园暴力与欺凌等一系列问题也会在全面性教育的影响下得到缓解。
刘文利教授和她的团队研发的性教育课程针对不同的性教育问题进行了多元化的设计。
01
儿童性侵害
预防儿童性侵害，需要提前把相关性知识传授给学生，并培养学生的权利意识。在性教育课程中，学生会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解自己的身体，包括生殖器官的名称、结构和功能，二年级会学习身体的隐私部位以及如何保护身体的隐私部位，三年级会学习青春期的身体和心理变化，四年级会学习儿童权利和儿童性权利，五年级会学习预防和应对儿童性侵害。
经过这样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学生在预防和应对儿童性侵害方面就会有更坚定的信念和能力保护自己，寻求帮助。刘文利教授表示：“小学是性教育的黄金时期，不可错过，错过了，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是巨大损失。”
图片源自Pexels
而在“性别与权利”方面，课程在二年级就向学生们传达性别平等的理念，在三年级引导学生消除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在四年级培养孩子们的权利意识，到五年级传授具体的预防和应对性侵害的措施。
权利意识这一核心内容有利于塑造孩子对性侵害的防范意识和社会性别的平等意识。一份来自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的2018年儿童性侵害报告就曾表明，在实施侵害的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与儿童是熟人关系，许多儿童在明显感受到身体不适后，仍没有勇气或没有意识对侵害人说“不”。
刘文利教授认为，孩子对“熟人”侵害者的服从，与许多孩子在观念上都或多或少会受到来自家长和学校的“威权”影响有一定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培养孩子说“不”的勇气和平等的观念，让他们明白儿童性权利的重要性。
图片源自YouTube
02
青春期恋爱
“性与健康行为”核心话题中，学生们在四年级学习性萌动和性幻想，在五年级了解了青春期爱情。性教育不仅传递性知识，也在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技能。
刘文利教授认为，性教育的课程目标之一是教会孩子，如何了解自己的情感，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如果表达了，别人接受了，应该怎么去做？如果别人拒绝了，又要怎么做？在教会孩子珍视自己情感的同时，又理性地对待自己的情感。”
03
单亲家庭教育
在实际调查中，单亲家庭的孩子往往避讳谈及自己的家庭关系，刘教授选择在性教育人际关系的教育中引入多元家庭的内容。她认为，这有利于让孩子懂得，要尊重来自不同家庭的伙伴。在多元家庭的内容中，孩子会被教导：无论生活在家庭中，孩子都应该得到关爱和幸福，父母离异并不代表就不爱孩子了。
性教育教师该如何炼成
“我必须要在教学一线，我才有发言权，否则就不知道性教育课是什么样的。”多年来，刘文利教授和她的团队先后在北京和外地的一些学校合作，培养了一批性教育教师，这些教师不仅能够独立给学生教授性知识，也成为了培训其他老师成为新性教育老师的人才。
此外，只要有时间，刘教授也一定会在性教育的课堂里，获得性教育的一手反馈资料。现在，在北京的一些打工子弟学校，已经把性教育作为独立课程开设，性教育课被排进学校的课表里，有经过培训的老师给学生上性教育课。
刘文利教授于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座|图片源自搜狐网
回望自己与这些学校开展性教育合作的经历，刘教授认为一名性教育老师除了具备基本的教学知识以外，还有三步路要走：
第一步：
对性和性教育多一些积极美好的态度
对于刘教授而言，在培训老师时最艰难的就是如何让老师们抛掉“羞耻心”向学生传授性知识。
一位实验学校的老师第一次为班级开展性教育，课前她生怕一旦谈起性，学生们就会“炸锅”，但结果出乎她的意料，学生在学习中表现得非常“平静”，这对教师的自信心是很大的鼓舞。
在许多实验学校的实践结果表明，如果老师能够首先放平自己，摆脱“害羞”，坚持以平静的态度向学生传授知识，学生是很容易进入到学习的状态中去的，这是因为学生对性本身就有学习的欲望和兴趣，性教育课就是一门“自带流量”的学科。
刘教授对此还表示：“这一点和初中才开展性教育的学校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一些对性的偏见和误解已经比较根深蒂固了”。
刘教授及其团队曾对实验学校中接受过性教育的学生进行追踪，在一堂生物课中，当老师讲解到性器官时，没有受过性教育的学生马上“炸锅”，或哄笑或鄙夷，而实验学校的学生则“泰然处之”。可见，提早实行性教育能够较好地帮助学生客观、真实、坦诚地了解性，理解性，大大降低了教师授课的难度。
第二步：多一些课堂讨论
在正常授课之外，刘教授也鼓励老师通过寻找和发现日常话题，引入课堂讨论，保证学生真正掌握了性知识。而令刘教授印象深刻的，是一次五年级学生的关于关爱艾滋病病人的课堂讨论。
在课堂上，老师向学生们展示了一段视频新闻。新闻的内容是某市的一家机构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学生提供专门独立的考试地点。在观看完后，老师向学生提问对这一新闻的看法。
不少小组经过讨论都十分明确地表示这是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歧视。“因为他们都知道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在一个教室里学习或考试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老师抓住这一话题继续向学生抛出了问题：“如果在你身边有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同学，你愿意和他在一个教室里学习吗？”孩子们表示愿意，认为与他们共处一室并没有被传染的风险，而上学也是每个人的权利。
西方性教育课堂讨论|图片源自TheSchoolRun
刘教授还提示，在进行课堂讨论时应该注意遵守“不加评判、有所引导、扭转偏见”的原则。
“性教育课不是数学课，1+1等于2是标准答案，应该尊重学生的发言和观点，不做过多的评判，但是如果讨论本身存在不尊重他人，或歧视，或偏见，那就需要老师及时引导”。
第三步：多一些感情交流
“性教育是一种情感学习”，老师对学生的教育也不能完全局限于课堂内。在课下，老师也需要成为学生感情交流的伙伴，性教育的课下引导既可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待人接物习惯，也是老师了解学生心理动态，拉近与学生关系的有效途径。
在刘教授接触的合作对象中，就有一位三年级学生，这位学生来自离异家庭，常年与妈妈分离，在她心中，妈妈的离开是因为妈妈不爱自己了，因此也很少与妈妈联系。这位学生的心理状态被性教育老师和班主任了解到，给予及时开导，这位学生在性教育课上学习了“结婚与离婚”的内容，懂得爸爸妈妈虽然离婚了，但依然会爱着他们的孩子。在母亲节这一天，这位学生主动打电话给妈妈，在电话里第一次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性教育应该是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很多事情越早准备效果越好，才能事半功倍。”多年的努力让刘文利教授带领的团队取得了性教育的诸多成果。
目前，刘教授和团队在研发初中性教育读本。课题组从今年2月份起与北京一土学校开展更深入的性教育合作，她也赞同国际学校将会是中国性教育落地生根的一个理想场所。但她坦言目前在国内推行性教育工作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2017年，《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在网上引起全国范围的讨论，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刘文利教授表示，性教育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备受关注和争议的教育领域，有争议是好事，在争议中大家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性教育对儿童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路漫漫其修远兮，学校教育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防范悲剧事件的发生，需要全民教育。政府、家庭、学校、社会组织，缺一不可。比起孩子的性教育，或许成年人的性教育，更为重要！
不然，谁又能保证，下一个被恶魔盯上的孩子，不是自家或者你身边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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